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1946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

1947年6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共中央局、战略区领导人电。电报指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的）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我军所到之处，对于铁路员工及铁路上的铁轨、枕木、路基、桥梁、涵洞、车站设备等项，一律加以保护，并劝告人民一律保护。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1950年6月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致信刘少奇，对土地改革和划分阶级中涉及的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别与联系作了阐述。信中指出：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

1948年6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等电。电报指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士榘、唐亮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1951年6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进一步阐述志愿军多打小规模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电报指出：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1988年6月3日邓小平会见“九十年代的中....

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向黄埔军校学生作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讲演。讲演着重论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1945年6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指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在听取并讨论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时，毛泽东指出：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2004年6月2日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着重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领导方法，指出：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决定还指出：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要注意抓住中心工作，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将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主要归纳为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结论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今天不存在。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现在总的说来，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但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与欧洲、南美的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关于国内形势，结论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同时提出了八条一定会胜利的理由，提醒全党高级干部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也要坚信光明必定会到来的一面。现在的方针就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关于党内的若干思想政策，结论共讲了十三个问题，其中主要观点有：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东北四省极重要，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很大。我们党能不能领导大资产阶级？或能，或不能....

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在《解放》第四十期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章针对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的情况，阐述了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文章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为什么提起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呢？是由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由于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近距离地直接地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仍处于辅助地位的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游击战就有了它特殊的战略地位。文章为抗日游击战争规定了六项方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文章还具体讲述了如何贯彻这六项方针的方法和途径，最后指出....

1940年5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朱德指出：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毛泽东发言指出：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1944年5月2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群众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讲话指出：领导群众运动的原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切身的经济和文化要求去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动群众参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做群众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对群众负责，不要把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对群众负责就是对党负责。测量一个同志是否对党负责，首先要看他对群众是不是负责。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

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延安文艺界问题时指出：《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而且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目的就是要解决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文艺工作者怎么样结合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

1951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听取陈赓、解方关于朝鲜战场情况汇报时，谈话指出：（一）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打法上同意彭德怀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二）应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干部和战士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三）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四）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谈话中提出现在的局势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谈话指出：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1981年5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时说，我们政治上强调民主和法制。只有加....